我喜欢北方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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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话，能让我赞扬的人很少，对记者赵金海却极为崇敬。除了他的为人淳朴真诚厚道外，读其文才了解什么是朴实无华。

  金海的文章句句入理。深厚的文字功底，反而不用华丽辞藻，而是如听他面对面，在用极简洁、极普通、极土味的话，讲故事，明是非，说老理儿。《劳作人长寿》，老婶子如在眼前；《两棵丝瓜》，好像在他家小住；《想起夜不闭户时代》，让人不由得追忆时光；《由奢侈到犯罪》，说到咱老庄户人心里。刚又读他《叫咱老百姓说你个啥》，把一个毒害老百姓喊冤的小贪官，骂得入木三分，解恨！接地气的为文之道，让金海的作品文真如金。

  金海的为人正直真诚。多少年来，传媒和新闻业口碑并不好。原因之一就是好多记者操守不佳，一个老鼠坏了一锅汤！有偿新闻，敲诈企业，虚假报道，还有官样文风，造成了媒体在全社会渐渐失信的恶果。而与金海接触多年，也是好友，从没听其靠新闻报道挣钱，靠舆论监督捞钱，靠记者身份骗钱！所有认识他的人，只要提起金海，都内心赞叹……金海好人！好在啥地方？还是那句话：不忘初心，不忘记者本分。

  好人还是多，正因我们身边还有金海这样的好人、好记者，社会仍然在进步，而且希望还在……

  作者：马朝阳，临漳县人，在临漳报道组搞过新闻，写了不少好稿。后到地区经济协作办公室，市旅游局，县级干部。他文章写得好，照片拍得好，美术也很好，出版多部专著。

  文章无定式，写稿无套路。写稿是创造性劳动，要把稿写出新意，就得学习，就得读书，就得思考，既要观察微观，还得研究大局，思想要活跃，脑子不能闲。写得多了，读书多了，思考多了，一个人就进步快了。在我做新闻工作这数十年间，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爬格子”的从基层一步步走来，成为栋梁之材。

  临漳县的马永和、马忠文，一个村，本家，叔侄辈。两人上过中学，“文革”辍学后在家务农。劳动之余，两人看到村里有啥好事，写个稿， 投给报社。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稿件不断见报。会写稿、能上报，名气大了，县里缺写稿的，就先后把两人招到县报道组。我在鸡泽搞报道时，临漳“二马”上稿很多，在邯郸地区、在全省都有影响。付出总有回报。他们两个都转成了国家干部，都当了局长。后来，接替“二马”搞报道的马朝阳，稿子写得好，自学成才，破格录用为国家干部。朝阳从县里调到地区，成长为县级干部。

  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邯郸地区就一张八开的《邯郸日报》，永年县的崔云姣因为上稿多、头条多，被誉为“报霸”。云姣家在农村，没有学历，不爱说话，开始在公社办广播，后在县报道组写稿，录为国家干部，到县党校当校长。可惜，云姣因车祸， 英年早逝。

  在永年报道组搞过多年新闻的卢长全，原来在一家工厂当工人，好写稿，抽调县报道组，写了不少好新闻，获得过国家大奖，后转为国家干部，当了县宣传部副部长。

  《河北日报》邯郸记者站原站长李天增也只有初中文化，修过水库、当过工人，字写得规整，文章写得好，开始在永年县报道组写稿，后调到记者站，成为高级记者、处级干部。

  畅通信访渠道，倾听民情民意，解决百姓难题，是党的一个好传统。你收点儿赃钱，得点儿好处，把信访件压下，不批、不转，不督、不办，老百姓路跑了，钱花了，问题解决不了，把邯郸信访局的这个“挡道小官”绳之以法，彰显了我们党反腐倡廉的信心，说明我们党在治国理政上有了一个大的进步！

  民间早有“大官好见，小鬼难求”的说法。但现实是，“大官更难见，小鬼更难求。” 不少“衙门”，大院套小院，大门里边有小门，官员们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和百姓隔着不是一堵墙，而是几道墙。所幸的是，不少“衙门”外都有一个信访局，都挂一个信访牌。百姓有了冤，有了难，找到信访局，看到信访牌，在他们的心里，就是找到了政府，找到了党，找到了说理的地方，找到了“青天大老爷”。孙瑞彬在邯郸当市委书记时，说信访部门很重要，建议把后备干部派到信访部门工作一段时间，锻炼锻炼，学学做群众工作。这一做法，上级肯定，全国推广。令人难以想到，一个在信访部门工作的干部，却把接待当成敛财之道，把群众挡在“衙门”之外，阻塞了言路， 堵住了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渠道。

  小官收钱、销号、压件，罪有应得。但是，再仔细一想，他能收钱， 是因为有人送钱；没人送钱，他收谁的钱。据报道，邯郸信访局的这个小官收的钱，都是邯郸各县信访部门送的。各县信访部门的钱是从人所在单位要来的。也就是说，你这个单位有人，你就拿钱。人单位也不怕，反正都是公家钱，那好吧，你要、我给、签字、报销。就这样，恶性循环，形成“要钱、送钱，收钱、销号”的怪圈。花钱买平安，花钱买政绩，上级一考核，下降了，政绩有了，提拔走了，上下有好处，何乐而不为？

  大家高兴了，问题还在那儿，的事没人管，的问题没人问。怪不得有的老户，一访多少年，大姑娘变成了老大娘，小伙子变成了老大爷。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信访问题的《内参》，调研分析了几个老户的情况，其中一个是某县的老牛，了二三十年，当年的小伙成了老头，家徒四壁，穷得叮当响。乡政府在他村，他家离乡政府几步远，当时的邯郸市信访局局长去下访，看老牛，见了乡书记，书记不知道老牛家，只说老牛是个老，很难缠，别理他。其实，老牛事不大，只是拖久了，复杂了，老牛的心理有创伤、有阴影。这篇《内参》还被新华社《内参》选用，并加编者按语，说分析有理、有据，切中时弊，有指导意义。老牛如果健在，已经很高龄了，不知道他的事解决得如何。

  我还想起一件事，前几年，有一位省级干部在下面调研、听证一些疑难信访案件。在作总结的时候，他说，看来，有些疑难案件久拖不决，由易变难，有的是当事人的原因，有的是我们某些部门、某些地方、某些干部为了某些利益造成的。写稿有规矩，宣传有纪律，这句话没有写在公开的新闻稿中，但这句深刻有力、切中要害的话，至今我还记着。

  近读一文，说曲周是一个古县，也是一座水城，滏阳河、古漳河穿境而过，县城位于滏河湾。有河、有水，就有桥，河多、水多、桥就多，人们进城出城，离不开桥。城外人进城，说是去“上桥”；住在城里的，说在桥上住，家是“城里桥”。

  我家“一溜村”，行政上隶属鸡泽县，但自然位置却在曲周城边，和曲周三关三街地连地、亲连亲，风俗相同，口音相近。过去说，到曲周3里地，现在，曲周县城大多了，楼房盖到了“一溜村”边，人们出门走不远，就到了曲周城。

  “一溜村”和曲周城地域相近，走动方便，人们赶集上会，粜粮购物，自然就要到曲周城。直到现在，人们见面问，去赶集不去？就知道是去曲周赶集。直到现在，上些年纪的老人们，还习惯把去曲周，说是“上桥”，或去“城里桥”。这一由来已久的历史现象，是世代“一溜村”人对相距很近的曲周城割舍不断的地缘情感和文化认同。正是这种地缘情感和文化认同，改革开放以来，不少“一溜村”人“洗脚上桥”，融入城镇， 在这里务工经商， 买房置业，繁荣“城里桥”，富裕“一溜村”。

  俗话说，妇女能顶半边天，我说俺媳妇能把全天顶起来。在农村，修房盖屋是大事，在市里，买房装修也是大事吧？俺家，买房装修这样的大事，不用心。买多大的房子，买什么位置的，装修什么样，全是我媳妇来操办。不是怕老婆，是我什么也不懂，工作忙，写稿累，精力有限，正好媳妇有置业的热情，人勤快， 不怕累，爱操心，我顺水推舟，这事就全由她办了。记得多年前装修房子时，有一次我媳妇没在场，师傅问我一个地方怎么做，我说，我真不知道如何做，等我媳妇来了再说吧。还有一次给孩子准备房子，他利用节假日忙了几个月，装修好了，让我去看看行不行。再早些时候，我家的房子墙壁不好了，我说是不是找人给粉刷一下，我媳妇说，不用花这个钱，我自己粉刷。

  我媳妇看起来有些瘦弱，但吃得苦，干活不惜力气。我来邯郸工作的最初几年，家还在鸡泽。那时候做饭、取暖都得自己做蜂窝煤，有一次家里没有煤了，我也回不去，我媳妇从南关煤厂买了3000多斤煤，自己用排子车拉到了城里，把煤块儿砸碎，掺上粘土，用煤拓一块一块拓成了蜂窝煤。在鸡泽的时候，她还请木工做了不少家具，买木头，锯木板，都是她自己拉着排子车跑来跑去。

  1984年，河北电台记者站还叫记者组。一天，我到记者组报到，组长杨志君说：“你来了，这张桌子，这把凳子就给你用吧。你别看咱们的办公家具旧一些，但都是实在东西，好木头，很结实，这是50年代初，省台往地方派驻记者的时候，地委机关给咱们配备的，现在用了30多年了，有张桌子，有把凳子，能写稿就行了”。

  一转眼，我在记者站干了30多年，办公家具始终没有更新过，60多年的家具还在用。多年来，我先后去过其他几个记者站，也都用的是几十年的旧办公家具。有时我和同事谈起这样的一个问题，大多的同事说，写不写好稿，跟办公家具好坏没关系，桌子、凳子能用就行了。记者们在一起开会的时候，议的是如何抓题目，谈的是如何写好稿，没有人去提改善办公条件。记者站虽然办公家具旧一些，但是，台里为记者采制新闻、传输稿件提供最先进的装备是不惜代价的。比如，我们比其他的新闻单位较早的配备了传真机、手提电脑，录音机始终跟着前沿，多次更新。20世纪80年代配备的松下牌传真机，日本进口原装，比当时地委机要部门使用的传线年台里给记者购置的原装戴尔笔记本电脑，每台13000多元，这种笔记本当时电子市场很少看到。

  说到办公家具，办公条件，我想起了当年邯钢的刘汉章。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在全国树过两个工业典型，一个是大庆，一个是邯钢。邯钢是特大型企业，全国有名，但是刘汉章始终在一个部队留下来的，仅有14平方米的房间里办公。刘汉章说，办公室大了没用，豪华了没用，把钱投到生产上最管用，再好的办公室也炼不出钢来！

  此文收到了众多评论。有的说，一个单位，一定要知道你的业务是做什么的，钱该花到哪里。比如，河北电台的领导不惜代价给记者配备前沿装备，很了不起。有的说，中央有了办公设备的使用规定，很好！不然，你看有钱的，有权的单位，办公家具不停地换。比如，换了领导，就得换办公家具； 换了领导，就得换车，花纳税人的钱不心疼，花公家的钱不吝惜，豪华奢侈，攀比成风，老板桌、老板椅，坐沉了，远离了群众！刘汉章说，再好的办公室也炼不出钢来，这句话富有哲理，意义深远！

  我最早对北瓜的记忆，是用北瓜换煤。这大约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时候，农村缺少煤炭。我们村有一个在邯郸工作的乡邻和运输公司熟悉，说俺村种了不少北瓜，可以拉些煤过去，物物交换，用煤换瓜。我们家在村边的自留地种了有二三分地的北瓜，结了不少，用瓜换的煤够一个冬天烧火用了。

  北瓜耐碱、耐旱，正好适合我们这个土地盐碱的地方种，人们每年都要在边边角角的零散地种上一些。你别说，在生活困难的“瓜菜代”时期，北瓜还真顶了大用。粮食短缺的年代，毛主席还说过，“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号召人们吃些瓜菜，省些粮食。我记得，每到冬天，不干活儿了，母亲做粥，熬米汤，都要放些北瓜。天天吃北瓜，吃多了，就不愿意吃了。真有些老人们吃北瓜吃伤了胃口，至今也不觉得北瓜有多好，不想吃北瓜。

  以前人们想的是吃啥能吃饱，现在人们想的是吃啥能健康。医生说，北瓜含糖少，有补血、美容、杀虫的功效。乡下人不咋讲这个，城里注重养生的人多，医生这一说，北瓜又成了有利于保健的好食材。我把在老家空闲地上种的北瓜拿到市里，送给左邻右舍，都说这个好。拿着北瓜看亲朋好友，都挺喜欢！

  大寒节气，正是北方最寒冷的时候。今天（2017年1月21日），在昆明的一处街头小花园，看到了几株长得有一人多高，绿油油的蓖麻。每一棵蓖麻上都结出了几串蓖麻籽。当地人说，蓖麻这个草本植物，在昆明可以多年生。

  快过年了，还能看到茁壮生长着的蓖麻， 我想起了鸡泽一位朋友曾写文章说过的一段话。他说，过去农村里的生活困难，蔬菜少，有时把蓖麻籽在锅上干炒炒，把辣椒在火上烤烤，把蓖麻和辣椒一块儿放在蒜臼子里头捣碎，放点儿盐，就着玉米窝头吃，又香又辣，很好吃。

  在我们老家，蓖麻，也叫子，在沟渠河边，房前屋后闲散地上常有种植。过去，我家有两片空宅基，每年都种些蓖麻。蓖麻植株高，叶片大，生长快，耐碱、耐旱，适应能力强，只要春天把种子点到地里，不用追肥浇水，不用中耕除草，就能长得很好。秋后收了蓖麻籽，可以拿到粮站换棉籽油。像这位朋友说的蓖麻籽搗辣椒，我老家的人们也常吃。不过，我老家是盐碱地，低洼易涝，种不成玉米，只能种高粱，吃高粱窝头。高粱窝头就上蓖麻籽搗辣椒，下饭，吃得多，人们就说“高粱窝头就辣椒，越吃越上膘”，意思是说，嘴里辣了，也不觉得高粱窝头不好吃了，假如平时吃一个窝头，就上蓖麻搗辣椒能吃两个窝头。

  蓖麻是一种经济作物， 适合在我们这个土地瘠薄的地方种植。我记得刚实行了大包干，我家还在責任田里种过蓖麻，后来，可能是蓖麻的收益不高，就没有人再种了。现在，大田里看不到，闲散土地上也看不到有人种蓖麻。

  图文《大雁湖的风光》，作者汪振海，磁县人，差不多和我是同时期在县报道组搞报道。后来，他当过县宣传部副部长、乡党委书记、县民政局长。他为官多年，虽然忙碌，但笔耕不辍，出版多部专著、影集。他拍摄的漳河小三峡、睡美人山、溢泉湖大雁等精美图片，产生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说到振海，使我想起多位在县报道组工作过的老，年轻时熬夜写稿不言苦；年岁大了，不忘初心，放不下思考，放不下笔，仍在熬夜爬格，辛苦写作。

  杨致富，魏县人，当过新闻干事、广播局长。退休后，他主办文学刊物，出版多部长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集。宋金全，广平人，写报道多年，后当县宣传部副部长、县一中书记，退下来后当县作家协会主席，散文、小说，常见报端。李治山，曲周人，先搞报道，后当广播局长，现在是曲周博物馆馆长。治山不仅写作见长，而且爱好摄影，研究文物、民俗文化。 他主办的曲周博物馆公众号经常发表散文、人物、民俗方面的文章，产生了很广泛的社会影响。

  我说的这个老秘书是一位老干部，他今年八十几岁， 身体硬朗， 动作灵活， 思维清晰，记忆力很好。

  这位老干部“文革”前是一个公社的领导干部 ，“文革”后担任公社书记。在公社书记任上，他调到了地委的一个重要部门，随后，有机会担任了地区一位主要领导的秘书。按仕途规律，这应该是他人生路上的一个难得的机遇和重要的转折点。

  这位老告诉我：“文革”过后的一个时期，虚假、浮夸风有些抬头，农业学大寨，粮食过黄河、跨长江，喊口号、高指标，魏县就因为假“大寨县”，受到中央通报。对下边的浮夸风，有的领导不但不批评，反而还鼓励、表扬。有一次，我和领导到东部的一个县检查工作，在田间，县领导说我们玉米产量每亩可达到多少斤，红薯产量每亩可达到多少斤。我在农村工作多年，庄稼长得如何，产量能达多少，我能看个差不多。

  下边说大话不脸红，领导听了还点头儿。事后我对领导说，这个干部在吹牛，产量没那么高。在工作中，我多次对下边报上来的一些虚假、浮夸，不切实际的材料，给领导提出来。后来，我渐渐发现，这位领导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喜欢听好话的人，下边吹大了，他还挺高兴， 对我说的一些真话、实话，听不进去，有些反感。我想，我还是到部门做点儿具体工作吧，主动要求离开秘书岗位。

  我说，你从基层来的时候就是正科级干部，在地、市委机关工作到退休，还当过秘书，最后是个什么级别啊？ 他说， 科级。我不说假话，不昧良心，不忘初心， 给个科级也挺好！

  赵关印，1955年出生，魏县野胡拐乡岸上村人。他的女儿和我家姑娘是河北大学研究生同学。

  赵关印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媳妇45岁的时候因病去世。赵关印上过中学，当过兵，复员回乡当过村干部。像众多的魏县人一样，改革开放后外出闯荡，做过买卖，搞过建筑，人厚道，受了骗，经济陷入困境。两个孩子很争气，都考上了大学。女儿大学还没有毕业，赵关印得了中风，失去了劳动能力。女儿把他带在身边，靠做家教的收入，边读书，边照顾父亲，并考上研究生。

  我姑娘回家，常常说到这位同学的情况。有一次在市里开会，我遇见了当时的魏县县长齐景海。景海，鸡泽东柳村人，乡邻。我对景海很了解，他出身农家，寒门学子，做官后爱憎分明，体恤民情，走到哪里，都深得百姓拥护。我对景海说了赵关印家的困难，景海对这个女孩子带父求学的举动很感动。他说，让她写个申请找我，我看民政部门能不能救助一下。事后不久，赵关印女儿给我打电线元救助。

  现在，赵关印的儿女都事业有成。儿子在苏州办了一个模具厂，效益不错。女儿在南京一所大学当老师，待遇很好。赵关印随女儿在南京居住。赵关印学历不高，但喜欢写诗作文。近日， 他把他写的回忆文章发给我看，文章中还念念不忘他在困难的时候，县长齐景海伸出援手，雪中送炭。他说：“现在儿女都有事业，有收入，几千块钱不算事，但在困难的时候，那点儿救济可真中了大用。滴水之恩当泉水涌报。我的孩子，我的孙辈，都忘不了人民的好县长齐景海！”

  黄芽，是我们老家一带对大白菜的别称。滏阳河流经曲周，依滏水之利，滏河两岸特产黄芽、大白菜。

  我老家隶属鸡泽县。过去，我们这里是盐碱窝，水苦水咸，种不成大白菜，每年小雪前要出菜了，只得到不远的曲周县滏河边的园地里买些大白菜。一家买不了多少，平时不舍得吃，来了亲戚，或过年、过节，才吃一顿炒白菜，或熬白菜。

  20世纪60年代，鸡泽县开挖了“文革渠”，引来了滏河水，人们也开始在自留地里栽种大白菜。自己种菜，多少种一点儿， 也比买得多。那时候虽然吃的是高粱窝头，但每天可以吃上大白菜，人们觉着很满足。老人们说，咱这也跟河边的一样了，黄芽菜就窝头，不赖！河边，指的是滏河边，滏河沿岸。

  再后来，兴了大包干，自己种地，盐碱地也改良好了，小麦产量高了，能吃上白面馒头了，奢望不高的乡亲们更感觉这日子过到天上了：“白面大馒头，就着黄芽菜，盼就盼个这吧，还想咋着呀？可不赖，可不赖”！上了年纪的老人们说：“就吃黄芽菜是个正经味儿， 一天三顿吃不够”！

  地成方、林成行、路成网，改善生产条件，方便机械耕作，这是人民公社时代，农业学大寨的一个重要成就。

  鸡泽县160多个村庄，土地划方的村不少，但大多是规划了路，规划了渠，一方地里有这个生产队的地块，也有那个生产队的地块，全县只有东柳一个村打破原有土地格局，统一规划，统一调整，一个生产队划为一方地。有个别的生产队如果地亩调整不合适，也有在大方外再补充的地块儿，但顶多也就两块儿地。

  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东柳5000多口人，31个生产队， 一个党总支，是全县人口最多的一个行政村，和当时的贯庄公社人口差不多。同时，东柳也是当时县委书记蹲的点儿，学大寨自然就走在全县的前头。东柳人口多，土地像一个扇面一样，大多分布在东南方向，东边和风正村的土地交界，南边和申底地界相连，延伸到风正坡中心。解放前，风正坡没有村庄，民间说风正坡东西十八里，南北十八里。这样算来，东柳村往南最远的地有八、九里，十来里。风正坡中心有一眼井，东柳人习惯说是十里小井。过去单干种地，人们带上干粮，拿上一个棉袄，中午吃口干粮，用棉袄把头裹起来睡一会儿种坡里的远地，是个很苦累的事。

  东柳划大方，规划了多条东西、南北方向的田间路，其中最长的一条南北路足有十多华里长。划了大方，有的生产队划的一方地离村近，耕种方便。有的生产队划的一方地离村较远，干活不方便，他们就在地里划出一片地方，盖起牲口棚、猪场、农具棚、仓库，还有伙房等，农忙时，人们中午就在地里吃顿饭。地里有房、有屋，可以喝水、吃饭，躲避风雨，地虽说比较远，但有了配套的设施，生产也方便多了。

  说起东柳划大方，是缘于我想到了一个人，一位英俊、聪明，干练、利索的农村基层干部。他叫王帮的，去年去世了。当年东柳划大方时，王帮的是东柳总支书记，20多岁，是当时东柳村党总支里最年轻的干部。我去东柳村的时候，王帮的已提拔为公社党委副书记，划大方已完成。我在东柳工作一段时间后，看到一方方整齐的农田，一条条笔直的田间道路，深切体会到，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带着党总支“一班人”，带着他的伙计们，完成了量地、调地，规划、修路，打井、办电，如此庞大、如此繁杂、如此细致、如此具体的工作，该熬多少夜，该操多少心，多么不容易啊！

  如今，王帮的走了，和他当年搭档的老伙计们有的也作古了， 东柳村早已以村中心的大庙为原点，成“丁”字状一分为三，成了3个独立的行政村。村庄比过去大多了，人们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但在乡亲们的心中，忘不了为他们过上富裕、美好生活而付出心血的老干部们！

  30年前，我家从县里搬到邯郸，和素不相识的几家人住到了一个单元。大约在一起住了10多年的时间，孩子们都大了，房子显得有些小了，几家邻居都想着买大一些的房子。一说买房子，要搬新家，相处很好的上下楼的邻居都觉得挺高兴，但心里又感觉不合适。我们几家，大人、孩子年龄差不多，男孩子像哥弟，女孩子像姐妹，大人之间也都感情很好。

  出门盼个好天气，在家有个好邻居。“在这儿住一块儿，买房还得在一块儿。”10多年的邻居舍不得分开，大家一块儿商量，把房子买到了一个小区。

  大约又过了10多年，孩子们也到了成家的年龄，往后还要有下一代，房子又显得有些小了。这时，老邻居们在一块儿住了20多年，大人、孩子感情更加深厚。我们几家虽不是亲戚，但平时的礼尚往来，都像亲戚一样对待。“再搬家咱还得住一块儿”。为了走动方便，互相照应，大家又把房子买到了一栋楼上，有的住对门，有的上下楼。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老邻居一住30年，谁的脾气、性格都熟悉，谁有啥心里话，有啥事想不开，在一起说一说，聊一聊。谁家有了困难，大家帮一帮。有几家多年的老邻居真好，老邻居友谊将一代一代传下去。

  干部队伍官气重、惰气重、暮气重，说话打官腔，思维程式化。教育不断，作风整顿不断，收效并不明显。

  毛主席时代，搞过“三结合”，工农兵，老中青，意在打破干部队伍“一潭死水”，成分多一些，活力强一些。时代变了，不一定再用毛主席的办法，但是，这个理论，这个思想，还是有道理的。今晚，我看一个电视报道，说京东的老板刘强东大学毕业后自己创业，很有成就。他虽没公职身份，但他通过艰苦的创业过程，积累了丰富的领导和管理经验，如果让他管理一个地方，或管理一个国企、一个事业单位，是不是会给新地方或新单位带来清新的政风呢？

  在各地，有不少自主创业的成功者，他们饱受创业艰辛，尝遍人间冷酷，懂社会、会做人、善管理，是带动经济社会前进的优秀人才。我们不妨用一用主席的思维，把一些遵纪守法，有知识、懂管理的民企老板充实到干部队伍，如主席当年说的，掺点儿沙子，改变一下结构，改变一点儿干部队伍的成分，是不是活力就会强一些？官气、惰气、暮气就会少一些？